陸培春留日中心 - LUpeichun Japan Education Centre

《星洲日报》首位东京特派记者 列印 E-mail
作者: 陸培春 老師   
星期日, 2010年 04月 18日 18:20
留学日本,原想攻读工商设计,读完便回国继续做广告公司的老板。然而,事与愿违,当时日本的艺术大学实行锁国政策,不大想招收留学生,我只好改读日文系,而且从未考虑过读了这科系有何出路。说好听些,我的留学动机,丝毫没被功利主义的毒素污染。

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我还未为毕业后的饭碗问题日夜烦恼的大学三年级,有一天,新加坡权威华文报《星洲日报》竟决定雇佣我为该报第一位"特派驻日记者(Overseas Correspodent in Japan)",于是乎我便马上摇身变成一个半工读的"学生特派员",虽然是为期半年的试用期间,但我仍为自己一离开校门就不必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烦恼而喜出望外。

我在中学时代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又写过一些不像样的散文和短诗投给《通报》和《南洋商报》等本地报章,以及香港出版的《海光》月刊。后来当上《通报》驻增江新村记者期间,也曾在五一三种族事件之中,发表了一系列特稿。记得每次写完,便在解严时候骑了120 c.c.的Yamaha牌电单车,交到坐落于旧飞机场附近的陈秀连的报社。

留日当初,原想搞些翻译赚钱读书,但日语能力有限,困难重重,结果以失败告终。不过,我仍在闲空时舞文弄墨,磨炼笔力。大二那年的晚秋,校方带我们去了那个素有"小京都"之称的飞懰高山作考察旅行。这是我旅日第一次远游,感动万分,难以忘怀,连忙写下整万字的游记投给香港的《七十年代》,那料到这篇东西竟成为该月刊的专题文章,寄去的六张彩照也装饰了其封面。更没想到,读了这篇文章的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W来东京旅行时,通过其堂弟找到我,问我愿否供稿,而且稿费从优。为了多赚点生活费,我马上一口答应,找不到理由加以拒绝,从此我便成为该报国际言论版《通讯》的通讯员,篇篇文章都登得大大的。高中时代常拜读英国达人和法国流萤的长篇通讯文章,如今自己受邀为东京通讯员,与两位老前辈一起耕耘这块园地,的确是无上的光荣啊!

我的通讯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而又愉快,完全没有麻烦或什么差错,报社老前辈和 W都很关照我,特别是 W,时常给我来信,教我怎样采访和怎样写好通讯。大学即将毕业时,报社来信正式要求我出任驻日记者,每任三年,而且所付薪金相当于我一个月在餐厅辛辛苦苦打短工赚回来的金额,何况对方又答应年终奖赏三个月花红,我去那里找理由来加以拒绝呢?于是新加坡华文报第一位专业的特派驻日记者便告诞生了!

后来我了解到《星洲日报》需要一名专业通讯员的背景是这样的。1977年夏天,日相福田赳夫南访,他吸取了前首相田中角荣于1974年在东南亚遭遇猛烈的反日暴动的教训,在马尼拉发表了"福田主义"。除了强调日本不做令东南亚国家恐惧的军国大国外,还主张与我们"心连心"(Heart To Heart),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援东协(ASEAN)。这年代,新加坡独立才12年,为了自立,除了贸易立国外,还需要外国资本家大量投资建厂以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机会,经济大国日本便是其首选,何况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成绩斐然,所以报社认为有必要派记者长驻东京,好把第一手"情报(日语,即资讯)"直接送到星洲以飨读者,不必老是仰赖那些没有站在新加坡立场上报道的洋记者的通讯稿,而且老靠翻译这些人的洋葱味浓厚的文章来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未免有隔靴搔痒或寄人篱下的奇异感觉。既然《星洲日报》是一份代表新加坡言论的权威大报,老是编印出没有本报记者以独到眼光撰写的通讯稿的国际(?)通讯版,那是很可笑的。正因如此,馆方在聘书中注明:"通讯以日本与新加坡、亚细安(注:我国用"东协")国家有关之活动为主,其次为日本政、经动态等"。
那时,报社还未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特派员制度,暂由要编(通讯版)要写(社论)、忙碌不堪的W管理和照顾我。直到今天,我仍很感谢这位早稻田大学硕士班毕业的老前辈。他常忙里偷闲地来信鼓励我和不厌其详地传授一些写作技巧和采访窍门,有时他还转告报社对我的评价和要求等。W可说是我的大恩人,没有他的指引,我在第一段路程就会车翻人仰,遍体鳞伤,无法平安无事地向前进。实际上,当时的吴锡(曾任《星洲日报》总编辑)、黄溢华、黄彬华、张清江、林任君(现任《联合早报》总编辑)、方思涌、黄佩卿,以及《南洋商报》出身的莫理光(曾任《联合早报》总编辑)、饶柏华和成汉通等诸位老前辈都对我额外照顾,盛情感人,令人永世难忘。特别是《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先生为人爽快明朗,不摆架子。有次他访日,一抵银座第一大酒店,便央求我带他去新桥站附近吃日本最便宜又好吃的吉野屋牛肉饭。后来他亲身体会到东京物价甲天下,又知我领的工资有限,于是他一回到星洲,便马上给我加薪一倍,由1千新元升至2千新元,世上那里有这样好的老板?
后来,有一天我受英国路透社记者之邀,到她住家玩,我才惊觉同是驻日记者,命运竟然如此不同,犹如云泥之差!他的家就在闹区原宿表参道附近,属高级公寓,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等于我住家的两倍!租金呢?这名女记者回答说"每月好几十万圆啊!"别问她的待遇了,单是房租费,就比我的工资多出两三倍了!西方人做事,的确有他们一套,肯下足本钱,我们要追越,不仅要有一股巨大的勇气,而且还得花一段漫长的岁月吧?我回大马定居,认识一些日报特派员,一些人不仅居住高级公寓,雇用秘书和司机,且经常出入花费昂贵的高尔夫球场,晒得比马来人还黑。日本记者来马,与其说是来采访,不如说他们是来南国乐园大事享受一番。

由于我是《星洲日报》有史以来的首位"特派驻日记者(此名词由馆方定下,其实等于特派员,与日语的'特派员'同意思)",主要任务是站在新加坡立场上从事报道工作,同时也代表报社展开"外交活动",参加日本各社团举办的庆典或宴会啦、出席日本外交部高官特设的晚宴啦,代表报社参加日本首相于每年4月中旬举行的"赏樱会"啦、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和要求日本专家为本报撰稿啦......,可说是《星洲日报》的"驻日大使"!

令我一生难忘的是,我刚荣任驻日记者不久,马上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即代表报社跟日本"天下一(日语,天下无双,指最具代表性)"的《朝日新闻》交涉,以便建立姐妹报的合作关系。其实,那时《星洲日报》的"敌报"--《南洋商报》,因在东京有特约了L通讯员(台湾人)替它写稿,且已代表它跟《朝日新闻》安排好了这种友好关系,我要贸贸然地截断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星洲日报》取代《南洋商报》,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幸好我毕业前,曾在《朝日新闻》外讯部见习了三个月,又跟负责此问题的主任柴田俊治(曾被派驻英法等国)很熟络,而前任亚洲总局局长吉田实又是我的工作保证人,所以一蹴而就,毫无困难,老总特别高兴。我们的合作项目包括互相交换讯息和报纸、刊用对方的新闻和互相照顾对方的特派员,为他们解决难题......等等。托此合作关系的福,该报名记本多胜一、筑紫哲也(现任TBS电视台主播)以及超级专栏的笔者白井健策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学习模范,间接帮助我把报道工作做得更好。

当初,报社对我的要求并不高。主要是要我每周写一两篇通讯罢了,正如《亚洲周刊》各地特派员的评论文章一样。若有星洲代表团赴日,便去追新闻或写些特稿,如华文教师考察团和造船工会出席东京的研讨会,写一篇2000余字的特稿寄给报社便大功告成。有时我也找黄望青(前马共高干)、李炯才和郑东发等驻日大使访谈,或针对一些热门话题访问日本专家名人和跟东南亚有关的社团......。总之,"山高皇帝远",加以星洲的上司本身已很忙碌,实在也无暇一一督促我,全权由我自己负责,写什么登什么。换言之,独挑大梁的我的责任其实也颇重大的,因为工作成绩和表现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幸好自己没辜负前辈们的期许,除了替报社建立了它在日本的权威性之外,同时也给我自己在这个"新闻大国"树立名声和信用,让我在日后有条件成为一个犹如日人所讲的"一匹狼(单干户)"的自由撰稿人,并在往后20年间出版了16种日文评论集。

其实,那时新加坡英文报《海峡时报》已派驻了一名记者,名叫彼得,但他不是地道的新加坡人,而是澳洲出身的白人。说来也巧,我也非新加坡人。也就是说,新加坡两大权威报重金礼聘的日本特派员都非本国人士,可见新加坡报人多么大方,国际感觉多么发达。这个现象对国际意识落后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彼得不谙日语,我则驾轻就熟,但我们很少碰头,有时只在外交部和记者会上见到。当时两报各自为政,不是目前这样,同属一个大集团,可是,即使媒介语相异,我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种敌对和竞争的意识,我胜他多多是因日语没问题,可以自由自在地跟日本人打成一片,参与他们的许多活动。在这方面,不懂日语的彼得就吃亏了。不过我们见面还是有打招呼,因为都属新加坡的报人啊!

至于祖国马来西亚华文报的特派员政策,在此也有必要谈一谈。据我所知,当时华文报经济处境坎坷,连本身财务都有问题,遑论派出工资比一个部门主任还高的特派员到物价排世界第一的东京去!实际上,在41国2地区(港台)的342家媒体的847名东京特派员(1993年统计)之中,有派驻特派员的东南亚国家,仅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三国而已(注:现已改善,越南亦已派了特派员)!而且一国也不过一两位,跟派出十多二十位的中国、台湾或韩国乃至欧美国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回国已六年,相信这种恶劣情况仍未获得改善,说不定反而会因日本的经济衰弱,"日本时代"已结束而越来越差。别说我们经济落后的东南亚,就连欧洲一些先进大国的权威报,也毅然决然地撤退了特派员,不然就减少人数。假如您责怪报社跟"钱财只贷给富人而非穷人"的银行相似,属势利眼,那也是没办法的,现实毕竟很残酷无情。可见随着"经济大国"日本国力日趋式微,其"新闻价值"跟着下降,特派员也退避三舍了。

作为新加坡权威华文报的特派记者,我占了不少便宜。在一般日人印象中,该国政府能干廉洁,环境优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日本还强。在历史问题上,时任总理李光耀经常以敏锐的观察力猛烈批评日本的不是,俨然若亚洲发言人。我属民间人士,发言的自由度更大,有时可以放肆地"乱讲"一通,不像中国驻日记者,虽然优秀能干,新闻嗅觉敏感,但碍于国家立场,往往有口难言,或即使有发言机会,也例必"背书",只重复官方立场,没有个人肺腑之言,所以日本人都比较尊重我,喜欢聆听我的见解或评语。日本是个"肩书社会",肩书即头衔,我很幸运地拥有"新加坡《星洲日报》驻日记者(后期用专栏专家)"之头衔,这是一个有利因素,使我在报道工作上进行得很顺利,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出版宣传作风和手法又跟我们的有点不同,他们替我出版的16种日本评论集,不少封面都印上这头衔,起初自己觉得太显眼,宣传味道浓厚,心里很不好意思,但这种宣传法在日本却已是一项"常识"、一门生意手法,我怎能提出批评,违抗出版社老板的意旨呢?

回顾自己大半生,我干过好几种劳力的粗工,包括胶园工头助理、五金店店员和广告公司老板等,但当劳力又劳心的记者却最长久,从1978年一直做到1989年我"独立(日语,指独立生活,我辞去记者职后,继续以专栏作者身分供稿,并在日本各地展开演讲、上电视和以日文写评论等活动)",共11年之久。当然,这段漫长岁月中的收获也很大,我能在日本立论著书,一口气出版了16种日文书(有一年竟写了4种!),被日本人视为"亚洲代言人",站在战争受害者立场上发言,除了惊叹自己太好命之外,还必须告诉自己:"永远记得许许多多老前辈那无私又热情的提拔和指导!"此恩永生难忘,我谨借写回忆录的机会向他们致意,由衷地说声:"谢谢!"

 
您現在的位置  : 首頁 專欄小品 我的留学岁月1973-1998 《星洲日报》首位东京特派记者

中心成立10周年

Design template陸培春留日中心創辦于1999年,開辦10年之際,本中心已安排了511名同學留日深造。

大學預科 Pre-U

本中心安排聲譽良好的全日制日語學校(大學預科 Pre-U),幫助同學1年內挑戰國立大學。

放心求學

 Joomlart Forum 本中心安排的日語學校,歷史悠久,規模較大,宿舍齊全,可放心求學,如:ABK日語學校,最多大馬學生報讀,累計1200名。
support